刑事辩护要安全与尊严？那就技术辩护吧

前天与一位北京律师闲谈，他对我们的业务能力充分肯定，但认为我“不碰政治”的办案风格不妥，难以成长为“大律师”。我半开玩笑半认真说，律师行业对我而言就是一种职业，“不碰政治”才能“只谈技术”，毕竟我是读历史太清楚政治的威力了。

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”，我不想做律师界的“大侠”，只想做一位忠于职守的“镖师”，保护我的“主顾”安全合法就好。办案时穷尽一切合法手段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办案之余美景美食美文都不辜负。我关心的只是我接受的案件是否有辩护空间，其他的事情交给那些誉满天下的“大律师”处理就是。

2019年我在杭州与当地律师交流时，就曾提出刑事辩护要安全与尊严，那就需要走技术辩护。

“红顶辩护”需要积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情人脉，需要熬到律师协会的会长、副会长或者省级以上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、副主任，这对于年青律师而言时间太长，而且“名额”有限。

“死磕辩护”很容易“触雷”，一不小心就被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处罚，我们可是好不容易考到律师牌的。知名律师有没有律师牌无所谓，我们这些非知名律师失去了律师牌如何生存？

“勾兑辩护”看起来风光无限，但他们没有尊严，某位法官、检察官甚至警察“进去了”，他们就可能要去“自首”了。我们可是把律师作为终生职业的，何必要这种“高风险”？

“形式辩护”根本收不起费用，他们用的是童叟皆知的辩护方法，他们的服务市场直接被“刑事辩护全覆盖”吞噬。既然我们走不了以上几种辩护路线，当然只能走技术辩护路线。

至于一些北京律师偏爱的“政治辩护”，既能赚到钱又能提高名气，我是远远避开的。我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“金刚钻”，当然不敢揽这方面的瓷器活。这些年，不是没有人找我办理危害公家安全的犯罪，而是我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斤两，不愿意在我不擅长的领域开展辩护工作。

技术辩护从犯罪构成要件入手，全面质疑办案机关的收集的证据与有罪推测的逻辑，“就事论事”不去质疑法律之外的因素，也就处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内。这种辩护可能收入不如“红顶辩护”与“勾兑辩护”，但必然比他们更安全更有尊严，比“形式辩护”更有收益。

许多办案人员可能不喜欢技术辩护律师动辄质疑，但他们骨子里必然敬佩这些律师。毕竟他们都曾是受过法律教育的热血青年，内心深处都有法律人的印记。这些办案人员一旦亲戚朋友出了事要请律师，他们必然还是信任那些敢于技术辩护的律师。他们只是不喜欢“被质疑”，他们清楚律师“质疑”的价值。

“历史是专业，律师是职业”，因此我更注重“历史教训”，更习惯把刑事辩护看成一项普通工作，能够帮到别人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一直反对神化乃至圣化刑事辩护，认为“律师不代表正义，律师代表争议”。我认为刑事辩护律师就应该像解牛的庖丁大哥一样，能够“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”，眼中只有证据与逻辑，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“代表正义”。我们可以通过个案推动法治进步，但这种推动是通过“扫一屋”而完成，而不是“扫一屋”时慨然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。

这些年我能保证每年都有无罪释放案例，无罪判决虽然不多但撤回起诉、不起诉、免于刑事处罚、改变罪名轻判、降格轻判、法定刑以下轻判，还是有些收获。办案之余，“做一个幸福的人”、“关心粮食和蔬菜”，岂不更好？

2018年在泸州与星火律师交流时，我提出我们的目标是“办案走遍全国、美食吃遍全国、美景看遍全国、美文读遍全国、朋友交遍全国”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“岁月静好”。“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”，我们专业从事刑事辩护，把“为国为民”的事交给“侠之大者”，岂不更好？

杭州开完庭，去嘉兴看钱塘江大潮；南昌开完庭，去上饶看鄱阳湖；贵阳开完庭，去西江千户苗寨看日落日出；常德开完庭，去张家界爬天梯。每年既能办案又能出差旅行、游学，岂不更好？“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”，欧阳修是我们的榜样，工作生活两相兼顾。